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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喜俊也是“时涌泉”

来源:石家庄市文联编辑:刘润为2016-08-31 查看数0评论0

                                       ——读周喜俊长篇小说《当家的男人》有感

 成功地塑造主人公时涌泉的形象,是作家从文艺的一翼对于新农村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一艺术形象的意义,在于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榜样力量,为广大农民树立了精神旗帜。身在偏僻山村,着眼于全国科学发展一盘棋;拒绝短期利益诱惑,致力于造福子孙后代,这是大眼界。逆世俗压力而上,毅然回到农村创业而且百折不回,在捉襟见肘的条件下锲而不舍地建造地下水廊,这是大气魄和由大气魄生发出的大手笔。不计个人毁誉而善气迎人,不顾小家而为大家,不图安逸而慷慨奉献,这是大襟怀。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出自以退求进的精明盘算和作秀取宠的低级趣味,而是在实践推动下不断自觉采取的精神形式。我们说,只要时涌泉这样的人物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以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希望就一丈高似一丈。当年,孔夫子曾经发过“礼失而求诸野”的感慨。今天,我们则可以说:与党的一些高级干部腐败堕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广大农村及其他社会基层中,仍然活跃着不少像时涌泉这样坚守党的信念和宗旨的先进人物。我们的文艺家都应当像周喜俊那样去发掘他们、歌颂他们。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作家良心的召唤。

新农村建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不但要求变革农业的生产方式,而且要求变革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必须充分肯定,中国农民是一个伟大的阶级。他们勤劳、善良、勇敢、坚韧,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基础性的伟大贡献。在新农村建设中,他们仍然是最富激情、最具历史首创精神的主力军,而且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同时也不必讳言,由于长期受小生产的局限,狭隘、自私、涣散、目光短浅等等落后的观念在农民当中还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二愣子的自暴自弃,盼雨和三元主张废弃地下水廊这一百代千秋工程而去开铁矿,就是这种观念的鲜明表现。所有这些,无疑是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阻力。小说主人公时涌泉对于枣树村最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贡献,大概就在于他引导农民在教育和自我教育中,在改变生存生产条件和改变思想意识的良性互动中,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于小生产观念的超越。抓住这一关键并浓墨重彩地予以描画,是作品的深刻之处。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问题在于怎么组织起来。有人主张由企业出资,将农民的土地集中经营,农民则靠土地出让金和做工获取的收益来改善生活状况。这是一种脱离中国农村实际的选择。首先,中国的农村是一只大象。企业再多、实力再强,也吞不下这一庞然大物。其次,企业以获取利润为宗旨,不可能对农村的公益事业有太大的投入。其三,不能保证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失去土地这一最后的生活保障,重新沦为贫困群体,从而引发社会动荡。说到底,这一主张是新农村建设中的私有化的观点。《当家的男人》则告诉我们:新农村建设必须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积极背景下,让广大农民群众牢牢掌握支配自己命运、创造美好未来的主动权,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从作品中我们看到,枣树村尽管也与私企合作,也有个体承包,经营方式可谓灵活多样,但是土地、支柱企业、地下水廊这些核心生产资料始终掌握在农民集体手里。这是枣树村实现科学发展、村民创造幸福生活的最为坚实的保障。以宏大的场面和生动的情节,昭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方向,是这部作品的高远之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即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的问题。现在我们则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在广大农村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因而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可见,解决“三农”问题,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反映新农村建设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主旋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周喜俊和时涌泉形成了同志或战友这样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周喜俊的新故事《辣椒嫂》受到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鼓励。此后20多年来,不管文坛上如何潮涨潮落、云起云飞,她始终坚持深入农村生活不动摇,坚持为农民写作不动摇。我们说周喜俊也是时涌泉,就是说他们对农民有着一样深沉的挚爱,对“三农”问题有着一样热忱的投入,对于为农民服务的人生选择一样有着九死不悔的执著。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你是一个漠视天下苍生的作家,如果你是一个被情欲、物欲和自我表现欲支配的作家,那么你就永远也不会对“三农”题材产生兴趣,永远也不会走进时涌泉这类人物的内心世界,当然也永远不会创作出《当家的男人》这样的优秀作品。

一般来说,昭示历史前进方向、传达人民情绪的作家应当在文坛上占据显著地位。然而,我们却不无遗憾地看到,尽管周喜俊在文坛上有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还远未达到与她的成就相当的程度。有人说是因为她的作品艺术品位不高。这只是一种借口。周喜俊的艺术风格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爱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我们不能说只有模仿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东西才是艺术,民族的大众的东西就不是艺术。其实,在中国的土地上,后者才是更有根基、更有生命力的存在。当然,周喜俊的作品在某些艺术环节上也许不如某些娖娖纤小之辈雕琢得更加精细,但是在立场、取向、境界等等决定作品品位的大关节上,却是那些作家所不能比肩的。这些人是真的坚持艺术标准么?他们推崇的专一展览性事的那些作品,艺术上就糟糕得很。事实上,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喜欢周喜俊们的创作倾向。这种评价尺度的倒错在文学史上也是时有所见的。比如陶渊明,今天我们都知道他的诗具有开拓文学新境界的意义,但在当时他却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诗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田园气息与东晋占统治地位的玄言诗风格格不入。把持文坛的那些贵族甚至嘲笑他的诗是“田家语”。什么是“田家语”?就是乡巴佬的话、土掉渣的话。这是何等傲慢,何等轻薄!陶诗的文学价值真正被人们所认识,是自隋唐开始,文坛主流逐渐趋于健康以后的事。其中,初唐王绩,盛唐孟浩然、李白、杜甫,中唐白居易等起了关键作用。到了北宋,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进步文坛领袖的推崇,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才得以牢固确定。我衷心希望周喜俊以及像她那样的一大批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问题,不要拖上几百年,也不要拖上几十年,最好在五六年内就能够解决。倘能如此,既是文坛的幸事,也是国家、民族的幸事。

 

                                 作者:《求是》杂志原副总编、《中华魂》杂志总编)

时占经的出现,是石家庄人民的骄傲!一位省政府机关的副处级干部,告别妻儿,放弃仕途,毅然回到赞皇县行乐村,与乡亲们一起为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而艰苦奋斗,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震撼人们的心扉。作家周喜俊以时占经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当家的男人》(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经过艺术的升华,使得这一生活的真实更加具有典型的厚度、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强度。这部作品的出版,必然要引起人们对于新农村建设以及繁荣文艺中的不少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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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文学》于1980年5月在以《滹沱河畔》为前身的基础上正式创刊,定为双月刊,至今已历二十余年,出版110期。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高唱时代主旋律,树立高雅旗帜,追求太行特色,立足石家庄、面向全省、辐射全国,努力扶植中青年作家、作者队伍、为省会的文学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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