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文化创新的乳娘

钱建强 

1975年除夕夜,年轻的罗中立在大巴山的深处。那天,阴雨绵绵,又冷又湿。他在路边厕所旁看到一个守粪的农民。那个场面深深触动了他:“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我要为他们喊叫!”

后来,油画《父亲》问世了。画作里的“父亲”,脸面黝黑,皱纹满布,双手端着粗瓷大碗,那饱经沧桑、忍辱负重的神情,震颤心灵,令人难忘。1980年,《父亲》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成为中国当代人像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

多年后,罗中立如此评价自己的作品:“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社会性”一词,看似轻描淡写,但凝聚着作者丰厚的生活经验。在大巴山的乡村,罗中立曾长久生活在“父亲”身边,闻着老人的烟味,听着老人的故事。无疑,正是这深刻的社会性成就了《父亲》深刻的艺术性。

重提《父亲》,并不是因为这一作品是多么偶然的经典,而在于它隐含了当前关于文化创新的某种必然——只有“活”在生活中,对人性有洞察,对生命有动情,才能创作出令人动容的文化作品。文化之新,首先就新在对生活的原创性发现。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文化原创力,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力、理解力和表达力。

这个道理并不高深,但这种力量却非同寻常。因为只有在那些富于原创力的作品中,我们才可感受生活不易察觉的那一个面向,才可发现人性潜藏的那一种复杂,才可出离生命庸常的那一种苍白。在鲁迅的小说里,在丰子恺的漫画里,在梅兰芳的唱段里,在侯宝林的相声里,我们都可领略到原创的魅力。古往今来,经典无一不具有这样的原创品质。它们扎根于生活,从而也扎根于人心。

当然,原创很难。这个难度,不仅在于更新“创”的技艺,而且在于探寻作为“原”的生活。尤其,当技艺的种种尝试渐趋完满之后,文化原创力就更需要强调内容为王,就更要求创作者真诚表达个人对生活、人性和生命的独一无二的理解和把握。作家巴金曾说,“我的作品整个儿就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我有苦闷不能发散,有热情无法倾吐,就借文字来表达”,而“……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这是巴金的个人之谈,也是进行文化创新的一条普遍原理。可以说,任何具有原创力的作品,跟人与生活都是水乳交融的。

深入生活,扎根生活,这是老生常谈。有人当然会说,谁不是“活”在生活中呢?酸甜苦辣,爱恨情仇,谁没有一点人生阅历呢?但关键是,“活”法有深有浅。这里的深浅,不在“身”而在“心”。文化创作者与生活的距离,不是身体所处的时空概念,而是用心的程度。一个人可以一辈子身在农村,但若不用心,恐怕一辈子也写不出关于农村生活的好作品。有些文化创作者很有“生活”的心愿,但真正做起来时,却只有那一点点采风式的生活旅行。他们像是生活的过客,对周遭的现象视而不见,对身边的悲欢漠不关心,临到创作时,才想起来要讨一点别人的生活。人们常说,身子要沉下去,但当“心”还一直浮在生活上面时,身子如何能沉得下去?

相比蜻蜓点水的生活体验,另一种对生活的极度“透视”更具毁灭性。这种态度倒不是不关心生活,而是陷在实利的泥潭里,把生活看成纯粹的物质消耗,删除了一切精神超越。于是,生活无非就是“酒肉穿肠过”,所能相信的东西就是“不相信”,所能遵循的原则就是“无原则”,所能坚守的意义就是“无意义”。在如此粗鄙的生活里,任何文化创作都几乎变成了欲望的刺激和宣泄。从书店里那些教人投机取巧的励志书到屏幕里勾心斗角的宫廷戏,从互联网上哗众取宠的卖弄隐私到大街上用恶心来博取眼球的行为艺术,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文化创作抹掉了美丑的界限,从而也抹掉了作为创新之源的生活本身。

无论是浮于生活,还是“看透”生活,最终结果都是失去生活。生活丢失以后,文化创新便没有了内核。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的“文化热”虚火。近几年,文化话题火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孔孟老庄到帝王将相,从“大话”到“水煮”,从艺术工厂到文化新城,林林总总的文化产品无不吊足了民众的胃口。然而,仔细一瞧,很多作品只是简单的复制、盲目的跟风以及无限的“山寨”。在扑面而来的文化热风里,人们闻到的是太多铜钱味道。对于文化创新而言,热热闹闹的炒作生意埋藏了太多虚妄和隐患,不可不察。

费孝通先生说:“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人为”的文化必须源于生活,“为人”的文化必须更好地造福生活。没有生活的哺乳,文化创新难免营养不良,乃至枯萎败亡。因而,我们要推进文化创新,就应有一种基于生活的“文化自觉”——自觉到生活中去,自觉保持对生活的真心。唯有如此,文化创新才能有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此文转载于光明日报）